摘要：（参 见王震中《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》第6页） 4 参见田雪原《中国人口控制和发展趋势研究》，经济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。 ...
可见，这在明清时期也是一种流行的说法。
8冯友兰：《答张荫麟先生评〈中国哲学史〉》，《清华学报》第10卷第3期，1935年7月。所谓泛神论是指把宇宙、自然与神等同起来的看法。
全宇宙既包全空间，复何所自，何所之，复何能动？ 凡上所言非龂龂与朱子辨是非也。而若以理释《图说》中之太极，则势须言理有动静。但张荫麟认为米利都哲学家的理论不是形而上学，从而贬称之为粗糙的物理学，这是狭隘的。太极为造物（Natura naturans），阴阳五行乃物造（Natura naturata）。陈寅恪在其审查报告中对此多有肯定：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，昔阎百诗在清初以辨伪观念、陈兰甫在清季以考据观念，而治朱子之学，皆有所创获。
下面一段，即说明太极为理。治宋儒从周子到朱子一段思想，一如西洋哲学史研究从苏格拉底到亚理斯多德，从康德到黑格尔的思想，贵能看出其一脉相承的发展过程。胡适就认为，老子也是儒。
以雅典城邦为例，诉讼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构成雅典公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西方文化当然也讲德性，但它即使是处理道德问题，也离不开一个知识论的视野和态度。按照罗素的观察，中国人能自由地追求符合人道的目标，而不是追求白种民族都迷恋的战争、掠夺和毁灭。[40]钱穆写道：武帝以英年即位，即锐意革新，谋兴礼乐。
《礼记·射义》曰：射者，仁之道也。孔子主张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（《论语·泰伯》）。
因为杀身成仁虽然刚烈，却也逃不过克己复礼的功夫。门多萨描述了军事制度并对可用的军队人数作了一个估计（他估计六百万和七百万之间），并评论道：‘总之，如果在英武和勇敢方面能与我们欧洲民族相比美时，他们就足以征服全世界。[72]钱穆：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》，北京，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5年版，第144-145页。所以，它强调应该以义制利。
军事、经济、民心，三者之中最重要的乃是民心。这长城的构成材料，是旧有的古砖和补添的新砖。[115]钱穆：《论语新解》，第96页。物有其分，职不相滥，争何由兴？讼之所以起，契之过。
他们出海探险，其船队规模有限，无论是船只的大小、数量，以及出海人数，都不能同郑和的船队相比。若络牛首，穿马鼻，定是不得。
孔子按照中庸之道来评价人。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孔子盛赞泰伯的让贤，曰：泰伯，其可谓至德也已矣。
[56]张岱年：《中国哲学中的价值学说》，载《哲学研究》1990年增刊中国哲学史研究专辑，第6页。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虽然讨论的是义与勇的关系，但孔子依旧强调义的优先地位，强调其约束作用。[53]章氏垢病儒之不论兵，并责其源于孟子，此论实际上亦未必真确。晚清胡林翼致阎敬铭信（咸丰十年九月十八日）中说：……此议亦南宋人之议论多，而成功少也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：《胡林翼致阎敬铭书信选（下）》，载《历史档案》1989年第3期，第42页）。因为我看他们似乎是没有信奉宗教的[79]。他的这种肯定，包含着从德性的角度给予的肯定。
礼记乡饮酒义注：‘术犹艺也。[⑤]胡适举出的似乎最有力的证据无非有两条：一为所谓杀身成仁，二为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。
这正是道德的当然之则所内在地要求的。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显然，在孔子看来，为仁与否，取决于人的自我意志。
[34][德]瓦德西：《瓦德西拳乱笔记》，第104页。但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，……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，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，如新教、自然神教等等，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（马克思：《资本论》（第1卷），载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（第23卷），北京，人民出版社，1972年版，第96页）。
……华人此种怯懦情形，诚然不是优美性质，但在一般未负执戈卫国职责之人民中，此种习性却又不失为一种善良性情[31]。（《论语·为政》此即所谓近者说，远者来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。邦无道而富贵，说明得到利益的来路不正，故亦为耻。从为仁由己自然能够引申出君子必慎其独的要求，因为为仁由己意味着道德的自律性。
[90][美]艾恺：《这个世界会好吗？——梁漱溟晚年口述》，第111页。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此亦与《老子》通。
[64]在赖欣巴哈看来，这种见解植根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建立的伦理—认识平行论，这一假设试图从知的立场贯通知与信的分裂，从而把伦理领悟认为是认识亦即知道的一个形式的理论[65]。[111]陈独秀当年以儒家为例说：儒是以礼治国的人，礼是君权、父权、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，而不是礼节仪文之末。
[37][英]史蒂芬·普拉特：《帝国暮色：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盛世的终结》，黄中宪译，（台湾）新北，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，2018年版，第66页。在社会生活的职分上，则要求各安其位、各得其所、各适其性，此乃曾子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。
钱穆认为，中国和西方在文化意识上的差别在于：中国是反身性的姿态，而西方是外向的征服的姿态。[122]蔡元培：《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》，载《东方杂志》1931年第1期，第73页。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魏晋时期的思想家王弼，在解释《周易》讼卦象传认为，‘听讼，吾犹人也，必也使无讼乎。孔子对水的意象有着特别的敏感。
莱布尼茨根据传教士对于中国的报道，将欧洲文化与中国文化作了比较。但是事实上，他们什么都是过分的——在纯粹思想上，在诗歌上，在宗教上，以及在犯罪上[121]。
所以，孔子之前的儒未必像胡适所说的这般消极，而孔子之儒也未必像胡适所说的这样积极。邦无道，富且贵焉，耻也。
章氏认为，就最一般意义言，儒之名盖出于需。中国古代的治理者相信并认为，儒家思想有利于官员的道德自律。
